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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平 车
□ 刘玉栋

平车是上世纪中叶流行在农村的一种运载工具。下面是个铁制轱辘,上面安着木制的车身。把东西放在车厢里,人撑着前面辕杆里拉,很是便利。送粪,拉柴、运东西全靠它。那时的经济条件有限,能置得起平车的家户很少,一个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不过几辆。我家兄妹6个,全凭父亲养活,一直是欠款户,根本置不起平车。

1971年,我在村里的七年制学校毕业,再没有学校可上,只好回村劳动。见别人拉平车那股神气劲,很是眼热,吵着让父亲买一辆。父亲叫我好好干活挣工分,有了钱就置。年底,队里分了下一百多块钱红。父亲二话未说,到镇上花了八十多块钱扛回一副平车轱辘,请人锯掉院里的老榆树,赶配上一个车身。父亲还特意让村里的铁匠给车身上配上全套铁制的钩斗马眼。第二天清晨,我兴奋地拉起崭新的平车走出家门,随着车身的颠簸,钩斗马眼发出咣当咣当地声响,骄傲地荡漾在寂静的巷子里。走到领活的大槐树下,乡邻们呼拉一声围上来,无不啧啧称赞,露出羡慕的目光。

那时,家里有辆平车,比现在有辆奥迪还要风光。在队里劳动,一个平车顶半个男劳力,每天记六分工。生产队长派活时,首先把平田平地、运送秸杆等活派给有平车的人。上地时,我拉着平车,乡亲们总是众星捧月般地跟在平车后面;干活时,我又是撑平车辕的不二人选,干活的人都要听我指挥;收工后,几个要好的伙伴便跳上我的平车回家。无形中提高了我在乡亲们心目中的身价。

当时,生产队里虽然实行的是评工法。但对于一些容易量化的农活,一般都采取记工法定额法。诸如运粪、拉土等活计,便实行定额法,这些活非有平车的人莫属。由于长期劳动锻炼,我发育得早,十六岁就长到一米八几,长胳膊长腿,浑身有一股蛮劲。也很单纯,只想多挣些工分。只要一有定额活,便抢着干。每年开春后,队里让几个有平车的往白茬地里送粪。翻过的地很暄,装满粪的平车碾在地里,车轱辘便陷入地里。一般人拉不动,只能与另一个拉平车的结成对,你帮我推,我再帮你推,很是熬时。而我却不用别人帮忙,一个人能把粪拉到地里。为啥我比别人高出一筹?除了年轻力壮,还掌握了一些窍道。拉第一趟时,有意装些分量较轻的马粪。到地头前,加快步伐,两手紧握辕杆,腰腿肩并用,全力冲刺,一口气就能冲到地的另一头,辗出两道直直的辙。之后,稳稳地把住辕,沿着辙印辗,几趟过后,就能辗出一条路。为此,节省了不少时间,别人每天拉十趟,我能拉十五趟。有一年,村里在村东面的涑水河河滩里填土造地。需要在村南三里多远的南坡上拉土填地,定额是每车三分工,村里二十多辆平车全出动干此活,我当然不会放过好机会。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拉土。为了赶时间,来回一路小跑,一直拉到荒天摸黑,每天能拉二十趟,至少要跑一百二十多里,挣六十分工,等于一个男劳力干六天活挣的工分。在回村干活的几年里,我与平车结下不解之缘,平车使我如虎添翼。每年我都能挣五千多个工分,相等于两个男劳力。加上我父亲和哥哥挣的工分,我家成了全队挣工分最多的家户,到年底竟能分到好几百块钱。光景明显地好起来,添置了自行车、缝纫机,盖了三间西屋,还为哥哥娶了媳妇。

村里的民风很是纯朴。邻居们磨面、往自留地里送粪,到镇上买煤等,免不了向我家借平车。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有时还让我拉着平车给人家帮忙。我不解地嘀咕:让他使平车就够意思了,还得贴赔上功夫。父亲数落我:咱家还有啥?人家来借用咱家平车,是看得起咱。别磨蹭了,快去吧。

每到春上,村里有不少家户盖房。盖房少不了用土坯。村子地处河槽,盖房户都要请人在离村子三里开外的南坡上打土坯,再请人把土坯从南坡上拉回来。由于我家有平车,我又是三村五里有名的"彪汉",免不了"问"我帮忙拉土坯。当时给别家帮忙,只在主家吃饭,没有给工钱那一说。我总是有求必应,连人带平车无偿地给人家拉几天土坯。渐渐地在村里落下"好说话"的名声。村里人实诚,总是记着别人的好处。我到外面工作后的几十年里,我只要一回到村里,一些年纪大的人都展开笑脸,热情地嘘寒问暖。想必他们一定还记得,我是个给别人帮忙不惜力气的人。

那时,队里分的粮食只能够吃半年的,过不了年家里的瓮底就朝天了。所以,村里人一到农闲,都想法子外出赚点现钱。收过秋后,我听说横水镇上的棉站雇人用平车往三十里外的东镇火车站运送棉包,一包给五毛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托熟人揽下这营生,和村里几个有平车的人结伴运送棉包。头一回,我往平车上装了十个棉包,站上的工作人员担心地问我:别人最多装八包,你咋敢装这么多,一个棉包一百五十来斤,这一车足有一千五百多斤,你能拉得动?我笑答:钱眼里有火,多拉一包能多挣五毛钱呢。装好棉包,从横水镇上路。由于平车负荷超重,我两条胳膊紧攥着辕杆,脚尖狠劲蹬在地上,肩上的背带几乎勒在肉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脸上的汗水嘀答嘀答地砸在地面上。遇到上坡,一个人根本拉不动。几个人便停下来,一人在前面拉,几个人在后面推,把一个平车推上坡后,再折回来帮第二辆上坡。足足花五六个钟头,才把棉包拉到目的地。天黑返回家里,累得连动都一想动一下,但一想到能挣五块钱,心里就觉得值。第二天大早,又拉上平车到横水重复着昨天。一冬天下来能挣五六百块钱。钱一到手就急切切地掂上布袋,到横水集上买些玉茭高粱,糊全家人的口。

有一年,棉站上暂时没有棉包可拉,断了活路。有个年长邻居问我:县土产公司找人从县东的磨里峪大晋堂往横水火车站上拉木炭,一斤二分五,你敢不敢去?我眼睛一亮:咋不敢!当时,我连县城都没去过,根本不知道磨里峪在哪儿,有多远?但一听说能挣现钱,劲就来了。

头天下午,我和两个邻居结伴往馍布袋里塞了几块玉茭面蒸成的方糕,拉着平车到县城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广播一响,我们就爬起来,拉着平车出县城沿路往东,翻了两座沟岭,来到磨里峪峪口。问当地人大晋堂还有多远?回说还有四十里。我们仨人顺着沟底的乱石滩,不知趟过多少水,转过多少弯,上过多少坡,一直走到天完全黑下来。一问,离大晋堂还有五里。只得沿着陡峭的土坡再往上爬。到了木炭窑上把木炭装好,问木炭窑的人有没有住的地方?对方答:旁边玉茭地里有个窝棚,你们就在里面将就一夜吧。我仨摸到窝棚里,擦着火柴一照,地下铺着一层玉茭杆。便和衣躺在上面,用玉茭杆裹住身子睡了一宿,第二天拉着木炭下山返回。下坡时,土坡太陡,仨人用肩膀扛着平车的辕杆,一步一步地往下放;上坡时,仨人使尽全力把沉重的平车一点一点用上挪。到天黑把木炭运到绛县城。第二天又拉到横水火车站。一结算,挣了二十三块钱,相当于干公职人员一个月的工资。此事立即在全村引起轰动。不几天,又有几个人步我们的后尘,去磨里峪拉木炭。想不到有一个人下坡时滚了坡,摔断了腿。父亲知道此活太危险,硬劝住我不让再去。

那些年,小平车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它承载着全家的希冀,创造了不少财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岁月。

之后,我参加了工作,离开老家,平车又成了弟弟的最爱。土地下放后,家里买了小四轮。地里的农活逐渐被机具所取代。吃香了多年的小平车被冷落到一旁。我回到村里老家,抚摸着平车被汗水浸得黑油明光的辕杆,嘱咐弟弟:平车是咱家的功臣,可不能把它毁了。弟弟郑重地点点头。至今,四十多年高龄的平车仍然被珍藏在家里,成了全家人的念想和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