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起祖母……
祖母1905年10 月9日生于东冷口村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姐弟四人，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是老大。妹妹嫁于赵村，大弟早期投身革命，加入党组织，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敌人杀害了。祖母娘家亲人我只见过她的小弟和妹妹。而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直到1978年9月23日祖母去世，我才在灵牌上看到祖母的名字叫郭彦庆。
祖母15岁那年嫁入我们留孟李堡村李家，那时家里的光景相当不错。高祖父经商创业发家，高祖母治家有方，理财有道，村里有几百亩良田，县城、南凡、横水镇上还都开有商铺。家里还有一辆四套马车（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了）。曾祖父一生体弱多病，祖父十几岁便开始当家理事。祖父是个豪爽之人，交际广，朋友多，家里每天人来人往，冷口峪里烟庄、横岭关的人到县城赶集办事非到我们家歇歇脚不可。有的甚至还住上一晚。有时东山里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晚上也到我们家里来，这其中就有我的外祖父裴清玉。
祖母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干净利落，生性灵巧，屋里屋外安排的井井有条，对来到家里的客人总是热情招待。祖母善于持家，曾祖父母去世后，家务便由祖母一手操持料理。芒种时节，天地一片金黄，正是龙口夺食的紧要关头，家里雇了十几个人干活，全由祖母一人做饭。小时记忆里，祖母咣当咣当擀面的动作带有节奏的美感，一把足有四五十公分长的切面刀落案有声总能一气呵成，这时看似沉重的刀身，在祖母的手里却变得轻盈灵巧。虽然家里日子红红火火，但就是缺人，几代单传。祖父便请了风水先生，据说在家里住了很长时间，迁祖坟、修宅院。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此后我们家人丁还真兴旺起来了。
祖母是小脚，标准的三寸金莲，她常常给我讲起小时候裹脚的经历。祖母把她除大脚趾以外的其余四个脚趾硬生生的弯折到脚板下面，再用长长的裹脚布死死缠住。老姨因忍受不了疼痛，有时偷偷地把缠脚布放开，被发现后少不了大人的一顿打骂。封建社会的裹脚，限制了女人的行动自由。三四岁正是满地跑着玩的年纪，裹上脚，就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小鸟。可想而知，当时女人走路是多么的不便与痛苦。
后来鸦片（俗称大烟）传入中国，并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祖父开始抽大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钱人家往往是老爷抽太太夫人们也抽，没人能抵制住那种诱惑。可是祖母却从不碰那东西，哪怕一小口。不久家里的田地就被祖父抽光了。家道迅速衰落，甚至沦落到祖母领着儿女讨饭的地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家业在祖父手里得到发展，但最终也在祖父手里被败光。即使这样，祖母也没有埋怨祖父半句，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命运带来的变故与磨难。
土改了，家里没有了田地，再加上往日里祖父暗中资助过共产党，家庭成分划为中农，这可说是因祸得福了。在当时家庭成分对子女后代各方面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祖母视孙如命。满院跑着十几个孙子，她看着哪个都可爱。我童年时一直陪着祖母住。我小时候调皮，母亲脾气又暴躁，教训起我来往往是往死里打。我杀猪般的嚎叫，揪着祖母的心，这时祖母就会出来把我护在胸前痛骂母亲。有次母亲把我打得厉害，我便记仇，足足有两年不跟母亲说话。我就吃住在祖母那里。上世纪七十年代，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当教师的父亲偶尔给祖母买点好吃的，她总要留给孙子。
晚上临睡前祖母要上厕所，我便点上马灯在前面照路。在当时的厕所大多都是在院外挖个坑，礅缸里面插条棍，四围上半人高的土坯墙，不讲究的便用玉米秸秆挡风遮住就行了。我们家的厕所是按照祖母的设计修建的，当时是极超前的，还专设的有顶棚，下雨下雪不受影响。而且祖母每天都把里面打扫的很干净。别人看到后都羡慕得很。
每年我都要陪着祖母回娘家几次。我们村到冷口据大人说有五里地，但我感觉还要远些。头几年祖母拄着拐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祖母惦着小脚，一小步一小步的挪到冷口。冷口河里有水的时候多，河里掂脚石过宽的话，祖母是跳不过去的。我搬一块石头放在中间，再在前面拉着祖母的手小心翼翼的过河。有一回，路过公社工农兵食堂门口，火烧的香味撩拨我不走。一个火烧六分钱，祖母摸遍了口袋也没掏出来那六分钱，我便哭着满地打滚，祖母心疼的哄我，又无奈地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上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一条腿从车梁下掏过去跨着蹬半圈。这样祖母再去冷口的时候，我便能用自行车驮着她去了。平路上我骑着，上坡时就推着。到河边时，我先把自行车扛过去，再回来把祖母背过去。一路上过行的人都啧啧称赞。
祖母娘家只有老舅一家，院子里只剩东房和西房，西房住着别人，老舅家住在东房里，东房北面有个厨房，在这里我吃过平生最香的一次鸡蛋西红柿条旗子。南房北房都没有了，据祖母讲，当年北房宽敞的很，一辆马车在里面都能掉过头来。院子里有一颗枝繁叶茂的石榴树，石榴籽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屋后左边是冷口公社，右边是公社戏台，这里是全公社演戏、组织重大活动的场所。记得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全公社的学生都戏台上举行盛大的广播操比赛活动。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就成了开批斗会的场所了……
祖母一生养育了四个孩子。伯父、父亲、两个姑姑。大姑嫁于柳庄，小姑嫁于宋庄。一年的时间里祖母除了回几次娘家外，有时也会去女儿家小住，每次我都是要跟着去的。小姑家窑顶很高，上面有一颗苍老的柏树，老远就可以看见。祖母到了小姑家里，一刻也闲不下来，她把所有被褥浆洗一遍，还要给孩子们做几件衣裳。小姑家的土炕上跳蚤猖狂，我怕咬，便急切地盼望着去大姑家。柳庄离宋庄不太远，大概有四五里地的样子，顺着堤堰跟前一条小路走，一会就到了。大姑家开始住的是两间小西屋，后来盖起了五间大北房，院子里有一颗葫芦枣树，中秋节去时，诱人的葫芦枣便成熟了,我便能欢天喜地的打枣子吃了。后来每当我读到鲁迅先生文章里的那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时，脑子里便会联想到大姑家的枣树。院子前面好像是所学校，我隐隐听到有读书声。
祖母最后那段日子，已经卧床不起，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她从未把痛苦表现出来。有天晚上，祖母没让我拉灯，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林儿，奶奶要走了，陪奶奶说会话吧。”我嘴上答应着，却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窑里空荡荡的一片，看祖母安详地睡着，我连叫了几声奶奶，却没有回声，我才知道奶奶是走了，就这样静静地走了。
那一年，我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