雎村，一个苍桑厚重的村落，一方地老亘古的热土。
看到“雎”字，使人很容易想起一首古老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脍灸人口，家喻户晓的古老典籍。在《诗经》中，《关雎》属《风》篇，《风》的诗成多源于民间的乡谣俚曲，这就引起人们的思索，《关雎》一诗，是否与雎村有关呢？
带着疑问，我来到位于雎村西边的义沟，毋庸置疑，这里应是一条远古的旧河道，随行的老人告诉我，他记事时，这里就是水车哗哗，流水湍湍，雎鸠是他们这里的一种水鸟，尖咀长尾巴，在水中觅草叨鱼为生，“关关”是它鸣叫的声音，至今在沟里仍可以见到。顺沟下行来到茨沟，这里沟面开阔，水聚成泊，水中一块不大的土丘上，荇菜丰沛，芦苇茂密，这种境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中的“在河之洲”。
如果还有疑惑，随着雎村翟柤国墓地的发掘，更让我相信《关雎》与雎村可能有关。据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古代诗歌的开端，集成时间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与雎村前不久发现发掘的翟柤国存在时间基本吻合。
2015年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进驻雎村，对村北一块西周时期的墓地开始发掘，共清理墓葬437座，出土文物1500余件，其中包括陶器、青铜器及海贝、毛蚶等。这次发现和发掘，使得晋南地区在倗、霸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区域中心，对探讨西周时期各个区域中心性质及其之间关系有着重要价值，最后定论，这里便是晋献公并吞的西周小国——翟柤国。巧合的是，“翟”（音dí）在汉典中解释为长尾山雉，是当地的一种鸟。“柤”的意思是：古代人设置的栅栏。难道最早的翟柤国是个围栏养鸟的地方？这无证可考，但无疑又和“雎鸠”贴近了一步，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到目前为止，翟柤国的城垣尚未发现，但作为一个区域中心，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必不可少地会产生创业的吟唱，交往的曲谣，祭祀的礼乐等，《关雎》作为赞美男女交往的一首情诗，被《诗经》在编撰时收录，也便顺理成章了。
文革前，在雎村的南城门楼上，镶嵌着一块阴刻的门匾，上书“古咀村”三个大字，故而许多雎村人认为，他们的村名过去叫“古咀村”，而不是雎村。带着疑问，我们在县博物馆找到一块雎村名人李瑄的墓志铭。李瑄（1646～1716），字璧六，别号方甫，雎村人，曾任大同府应洲儒学学者；墓志铭中有这样记载：明初鼻祖讳肖嗣者，始迁绛邑之雎村……这表明：早在明朝初年这里就叫雎村，距今已是600多年。显然，古咀村的出现一定与筑城有关，城是何年修筑的，在当地找不到记载。后来我们查阅了绛县所有筑城的碑记后，发现最早的也不超过清顺治年间。如果雎村也是在这个时候修筑的城墙，那么更名“古咀村”的时间就比墓志铭中提到的“雎村”迟了300年。至于雎村人筑城时为什么要改村名，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当地的土语中，“雎（jū）”与“咀(jū)”同音，易读。二是“雎”与“咀”相比较，便写好认。
现在，雎村仍沿用着古时的“雎”名，“古咀村”的叫法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查询恢复的具体时间，雎村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更无资料可寻。我想，沿袭传承，不忘初衷，大概是历史不变的定律。
另外，在绛县版图上，雎村的位置还是个关隘要地。过去，雎村是个十分热闹的地方，东半县的人要进城办事，雎村沟里的义沟桥是必经之路。
说是桥，实际上是一条横跨义沟的土坝，长约60米，高约20米，顶部不足3米宽，人们挑担、推车从桥上通过，对面便是进城必经的路村地界。从雎村下沟上桥，沟崖的两边至今还有许多早已坍塌的土窑洞。据说，这就是当年的饭店商铺，其繁昌盛景可见一斑。日本人占领绛县后，曾在桥东的馒头咀上修了炮楼，有40多个日军驻守，日夜不停的站岗守桥，盘查行人，使这一交通咽喉变成了关隘要地。
雎村桥的古老可与绛县城的迁移新建相毗美，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县城自车厢城迁址至今，已过去1394年，雎村桥同样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栉风沐雨。直到日军侵华进县城时通了汽车，它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鉴往察来，撷薇知著，现在雎村当代人要修志，我想，编纂村志的条目纷繁、内容瀚多，但有一条不可忽视，就是要觅根溯源，彰奇昭胜，突出文化的闪光点，记好历史的厚重面，把一个真实客观的雎村留给世人，还雎村一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形象。
雎村修志还彰显出一个老支书的敬业情结。2014年冬月，原支部书记李宪宗在卸任交班会上，曾向全体村民承诺过3件事，撰写村志便是其中的一件。近3年来，为了这份庄严的承诺，李宪宗同志博长采众，不辞辛劳，呕心颠簸，披阅寒暑，自掏腰包，求人编纂，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怀，此举可鉴，其风甚嘉。借此雎村志出版之际，也向李宪宗同志送去深深的敬意。
顺祝雎村志早日付梓出版！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