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末，解放运城的枪炮声隆隆作响，硝烟笼罩在整个运城上空。
一个瘦弱干瘪的男婴呱呱坠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发出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惊恐不安的母亲，脸色格外苍白憔悴，听着窗外传来的爆炸声与房屋的倒塌声，颤抖的手把婴儿越抱越紧……
襁褓中的婴儿就是我，小名叫东立。母亲身旁还站着一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他就是我的二哥，小名陈立。
家中无粮，母亲无奶，胆大倔强的二哥，竟然敢在被炮弹轰炸过的废墟里、瓦砾旁，捡些能吃的东西、生活用品和稀奇玩意。他把这些东西换成米、面、油、盐等，给母亲和待哺的弟弟充饥。母亲常是把小米捣碎，再熬成米糊加些白糖，给婴儿填补。经过母亲的精心喂养，终于把奄奄一息的我拯救过来，艰难地度过了满月。
那时正值国共反目，生父王亦祥因为是国民党绛县党部书记长，在绛县解放前夕秘密外走，不知去向；大哥王安溟长期在外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很少与家里联系；家人当中，和母子三人同在运城避难的只有爷爷。
爷爷名叫王兰溪，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学识渊博，能诗会画，著名书法家，一生“正襟危坐读书，伏案挥毫弄墨”，行走于闹市而不左顾右盼，基本上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类型的人。当时，处于战乱的运城，家家户户吃了上顿没下顿，整日担惊受怕，随时准备搬移，可爷爷仍是过去在家时的作风，一饿了就叫孙子：“陈立，给我拿点吃的去！”他哪里知道这些吃的，全靠不满十岁的孙子满城奔波，进东家出西家讨换而来。母亲对公公非常孝敬，常常偏食于他，这可苦了二哥。有时候，当爷爷叫二哥找吃的时候，他索性赌气站在院子里说：“我不去！要吃你就吃那堆书去吧。”说着，就一溜烟跑了出去。
那时，这个家主要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来支撑，当然也不能忘记许多好心人的相助。
这样的家境越来越难以维持，看着母亲怀中的婴儿有气无力的样子，好心的邻居暗中为婴儿联系了一家奶妈，每天抱去吃一次奶，而且不要钱。全家人喜出望外，感激涕零，可是大约十天过后，邻居便提出，能否将褓襁中的婴儿送给奶妈家。这下可惹怒了爷爷，他严辞回绝了好心的邻居，母亲更是舍不得将孩子送给他人，内心非常感激公公的决定，从此便断绝了孩子的奶路。
爷爷写了好些条幅、字画，让孙子去卖。在那混乱的运城，谁还有买字画的心情？看着那堆卖不出去的字画，爷爷连声叹息。母亲虽揽了些缝补洗衣等针线活，但是怎么也阻止不住婴儿上气不接下气的哭闹声，承揽的活只好作罢。
在运城避难的日子里，一家人饱尝了战乱之苦，受尽了人间磨难。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子，母亲实在无法在运城待下去了。她说：“我死也要把孩子抱回绛县老家。”
那时已进入十月天气，凉风飕飕，寒气袭人。既没有回家的汽车，也找不到顺路的马车，老的老小的小，抱着婴儿还要背着行李，怎么办？母亲坚定地说：“没有车我们就走着回，说不定在路上还能遇见贵人哩。”于是，一家人踏上了归乡之路。
还真应验了母亲的话，天黑前他们来到一个村庄，敲开了一个古香古色的大门。不知是被爷爷慈眉善目的文人气质所打动，还是怜悯母亲怀里的婴儿，这家主人愉快地接受了一家老小，并安排住下。第二天，爷爷特留下了一幅字画，以报答主人的盛情款待。
开始几天的行走虽累了些，但晚上却没有受冻。后来的几日，裹着小脚的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想借户人家暂且住下缓缓再说。他们走村串户希望能找到一个好人家，谁知都未能如愿。
一日，一家人来到离闻喜不远的一个集镇上。这里商铺林立，香客簇拥，很是繁华。当时，镇上正在建造一座牌楼，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只是匾牌尚未题字。爷爷上前观看片刻，遂施礼与头人交谈。经允许后，爷爷拿出纸笔，站在坊下稍加停顿，挥毫写下“物华天宝”四个大字。他那“浑厚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气度”的大字，赢得了围观人齐声喝采。
镇上的头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家并待为上宾，还诚恳地挽留我们住宿三日。期间，登门讨字者络绎不绝，爷爷名声大振。
临走时，镇上的文人墨客频频行礼，拱手相送，一家人喜出望外地坐在主人准备的上好的轿车里继续赶路。
车夫甩响了鞭子，轿车飞快地向前奔去，这百余里的路程，若要返个来回，是要摸大黑的。
夜幕降临时，轿车伴着铃声急匆匆地赶到西横水石铺街道。这时，街旁的商铺已经亮起了红灯，轿车沿着街道上的车辙徐徐向东横水赶去。
随着车夫吁——的一声吆喝，轿车稳稳当当地停在挂有“署东粮食园万益粮栈”牌子的门口。
粮食园掌柜乔云彩夫妇，像接待贵宾一样收留了我们，并一再恳求多住些日子，以便调理路途之辛苦，尤其那未过百日的婴儿更是需要好好调养。
思家心切的母亲，没待几天就急切地要回老家，但这个家已不是城内阔绰的南街老宅，而是城内村西沟边的一个窑洞。
历经近三个月的奔波，一家人终于回到家了，母亲紧紧抱着怀中的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