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在农村已算是大龄青年。
1967年，村里和我同岁的伙伴，大都已定婚或成亲，可我连个对象也没有，虽然有几个姑娘有情于我，可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绝不会与我谈婚论嫁。
春末的一个晚上，本村张学智大叔突然登上门笑嘻嘻地说：“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在郭堡为孩子说了个媳妇，她家大人基本同意了，我看这门亲事能成！”
母亲连声说：“我的大恩人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快坐快坐，我给你做饭去”。
不一会，一碗鸡蛋干面就端了上来。
张大叔边吃边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我就去她家把这门亲事确定下来，你们娘俩也就安心了。”
吃完饭，张大叔刚走出大门又折回来说：“那闺女是马家的，小名叫‘亲儿’，属虎的，可能十五、六岁吧。光顾吃饭就忘记说了。”
相亲的日子定在正月初三那天早上，母亲很早起床，包好了饺子，还准备了四个小菜，让我换上她新做的棉衣棉裤，去请媒人张大叔吃饭。
今天的张大叔要比以往穿得体面，也精神了许多。他边吃饭边开玩笑地说：“媒人嘛，就是跑个腿吃个嘴，不吃饭跑得慢，吃得好跑得欢！”
母亲把准备好的四色礼（汗衫、袜子、手帕、银镯）拿了出来，张大叔看了看这些见面礼，拍着胸脯说：“今天我敢打保票，马到成功！”
路上，我一直在琢磨着“亲儿”的模样。
张大叔带着我来到一家院内。
招待我们的是在东房她大哥家里，房子比较宽敞，而我与她见面谈话的地点，就是她母女住的一间半小西屋。
她，约一米五几的样子，红扑扑的圆脸上嵌着一双明亮善良的眼睛，短短的一双小辫子齐耳垂下，腼腆羞涩的神态，配着紧身的小棉袄，显得有些稚气，哪里像情窦初开的少女？
她默默地坐在那里，显得有些紧张。我的心也在激烈跳动，路上想好的一些问话，现在却不知从何说起。
“你今年多大了？”我没话找话地说。
她连头也未抬轻声细气地说：“交十七。”
又没话了，沉默良久。
她突然抬起头来问我：“你家是什么成份？”
看着她那憋红的圆脸，我有些惊讶：“张大叔没跟你说吗？咱们两家都是地主成份。”
“大叔给我说，你家是富农成份。”
她情绪有些激动，好像被骗了的小孩，很委曲地说：“我以后怎么在小伴面前抬头，又找了一个地主家庭！”
看来她挺在乎阶级档次，难道富农就比地主要好一些？
我硬压住内心的激动和痛楚，说出了“出身无法选择，重在自我表现，听毛主席话，做有志青年！”等当时时髦的话。
她似乎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些官话，突然站起身来，低着头从我身边跑了出去，接着传来了低低地抽泣声。
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似的难受，当时我也能体谅到她的心情：谁不愿意跳出“黑窝”，嫁到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
我和亲儿的第一次谈话也到此结束了。
东屋里传来了张大叔与她家人推搡的声音，是因为见面礼的收退问题，女方执意要退，张大叔软磨硬泡劝其留下，争执了好一会，只听得张大叔喊：“关兴（我的小名），好了，咱们回！”我还未来得及到东房告辞，就被张大叔拉出了大门。
“见面礼我会给你退回去的！”不知谁在后面喊了一声。
回家的路上，张大叔忿忿地说：“答应的事又要反悔，还说成份问题！一个留孟村谁家什么成份，小孩子不知道还能说的过去，难道你大人还不清楚？”张大叔来时的喜悦表情已荡然无存。
好长一段时间，见面礼没被退回来。张大叔暗自庆幸，这意味着女方默认了这门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