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弟兄三个里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父亲的童年是苦难的。父亲11岁的时候，爷爷就因病过世了，留下只有三十几岁的奶奶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父亲是弟兄三个里面身体最壮实的，十一岁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爷爷去世后，父亲到庄稼地里干活，一个人扛不动犁耙，就和我大伯两个人抬。家里只有一头小牛，在地里拉不动犁，父亲就和牛并排拉。到水井边提水，人没有井轱辘高，踮起脚尖才能转动井轱辘把，每次提小半桶水，水提到家时，溅出的水和使出的汗把衣服都弄湿了。
父亲没什么文化，但很聪明，只上过半天私塾。当时是给私塾先生交粮食抵学费，奶奶想让父亲读书识字，就给先生交了一季的粮食。父亲在开学的第一天到先生家里，先生教父亲背《三字经》。我父亲不到半个时辰就背会了。下午，本该继续上学的，突然家里出了变故，父亲再也没踏进过私塾一步。村里的老会计常给人说父亲聪明，记性好，说父亲当队长时，从每个月的月初到月末，全队每个社员出了多少工，该记多少分清清楚楚，一分不差。尽管父亲在村里干了多年支部书记，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父亲很勇敢。父亲被日本人抓到闻喜修炮楼时，敢和日本鬼子摔跤，还把日本鬼子摔得很惨，很给中国人解气。还有一件让我觉得他是英雄的事。那是1943年，父亲在村里当民兵队长时，驻扎在横水的一小队日本鬼子到村里抢粮，父亲带领民兵在村里城墙上阻挡。由于日本人的枪炮威力太大，民兵手里拿的长矛起不了作用，父亲就组织民兵撤退到地道里。最后撤退的父亲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射中胳膊。子弹从胳膊的一面进入，从另一面射出，幸运的是没有穿过骨头，只是从肌肉中穿了一个洞，鲜血像涌泉一样奔流，在地道里其他民兵从衣袖上扯下一条布勒住了不停涌血的胳膊。鬼子走后，由于没有医生，我奶奶就用锅底灰敷在伤口上，再用布条缠住。没过几天，胳膊肿得像小腿，我父亲开始发烧，赶紧让一个老中医看了。老中医找来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个抱住我父亲的身子，另一个摁住我父亲的胳膊，然后老中医用棉花搓成捻子，再用镊子夹住捻子的一头从胳膊上的洞口进入，再从另一个口出去，之后两手各牵着捻子的一头，拉锯似的来回抽拉，这样多次后，把洞里的脓和腐肉掏干净，再将一根沾沁了消炎药的捻子穿入洞里，最后用纱布包裹住伤口。整个治疗和包扎过程，父亲咬着牙没哼一声，老中医和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条汉子。多年以后，父亲受伤的胳膊内外两侧各有一个硬币大小圆圆的疤痕。
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常教导我们姊妹几个做人要正派，要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刚改革开放时，父亲是村委主任，本村有一个亲戚想多占一分集体的土地做宅基地，怕父亲知道后不让他占，就雇了几个大工趁天黑连夜将房子的墙垒砌了一人多高。第二天有人告诉了父亲，父亲马上召集村干部到亲戚家新盖的房子前，别的干部都不敢吭声，父亲非要将垒了一人多高的房墙推倒。亲戚们都来劝父亲，不要太认真，连邻居们都说已经快盖好了，推倒了多可惜，但父亲说，集体的土地无论是谁都不能侵占，最后还是推倒了，亲戚从此和我家断了来往。父亲从年轻时干民兵队长到解放后当二队队长、村委主任，再后来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六十三岁时才在我们苦劝下从书记岗位上卸任。
父爱如山。我上初一时，尽管父亲是村委主任，家里穷得交不起几块钱的学费。父亲在别的社员都休息时到地里捉田鼠，一张田鼠皮卖一毛多钱。记不得捉了多少天才凑够了我的学费。我高中毕业时，父亲已经66岁了，我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工作或出嫁了，亲友们都劝我父母说，不要让小儿子上学了，跟前总要留一个将来养老。我父亲对他们说，老话说的好啊，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因为要他养我老就限制了他的前途。我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多年来，我们姊妹几个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深受了父亲的影响，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为人仗义。村里谁家有事，父亲都是第一个先到。有个村民找他借钱，他本没有钱，但是看到村民急需，就到邻居家借了钱给了村民。父亲很耿直，特别是遇到有损集体的事和个别人不讲理的事，他总要维护正义，常常是把赖人骂得狗血喷头。为了村民的吃水问题和邻村的干部斗争过，也和不法分子干过仗；为了集体的事和乡领导闹腾过，受过批斗和责难；父亲把红薯引进到村里，解决了村民吃不饱的问题，直到现在红薯和粉条都还是郝庄乡的标志；父亲在村里办起了地埋线加工厂，在郝庄乡第一个为全村买回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让村民们早早看上了电视。
2000年3月，已经82岁高龄的父亲，在咳嗽时发现痰里有了血丝。到东镇五四一医院，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说父亲因为年纪太大不能做手术，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姊妹几个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父亲身体一向很好。年轻时一次性和20多个人摔跤后又摔趴下日本鬼子小队长，60岁时带130斤粮食和村里的年轻小伙赛骑自行车并率先到达侯马，81岁时骑自行车行20多里路到勃村察看农场的小麦田。我曾经天真地想，父亲一定能活过一百岁。后来想想，父亲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年轻时为养家糊口没白天没黑夜脚登轧棉花车，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有防尘设施，吸进了大量的粉尘而导致了肺部受损。
在与疾病搏斗的几个月里，父亲依然是豁达开朗，谈笑风生，面对癌症表现得十分淡然。他闲暇时和我小姐夫下象棋，有时到庄稼地里看看他热爱的土地和庄稼。到最后的一个多月，父亲因病情严重无法下床，在病床上依然和癌症做斗争，有时因疼痛浑身大汗淋漓，却始终不叫喊一声。临终时还给儿孙们讲，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秉公合法，工作要任劳任怨，持家要勤俭节约，这可能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家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