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县是旧晋都所在地，绛商文化源远流长。
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候时，周成王用“诰命”方式规定他到唐地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这个“夏政”和“戎索”虽然是属于政治和经济政策范畴，但也为上层意识形态的晋唐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绛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
《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绛县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重地，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绛商”——绛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贸易的发达，绛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以绛县富有的麦、玉米、棉、皮、毛、药材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南方的丝、绸、茶、米，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到清朝中叶，绛县商业活动已初具规模。清顺治十六年（1659），商税、酒课年额定财政收入为36.9万两银。清末至民国年间，县内商户店铺计545家，从业人员2206人。大多积聚在城关、南樊、横水、大交4镇。游商摊贩经营灵活，或于街头摆摊设点零售，或肩背担挑走村串户叫卖。期间，城关镇东关、城内2处共有商户店铺83家，从业者404人。分京货、杂货、花行、典当行、粮行、木器、铁货和饭店服务等23行。其中，字号老、铺面大、资本在千元（银两、银元）以上的有：德盛顺杂货铺、善永庆杂货铺、中兴海京货铺、济生堂药铺、广顺盛药铺、乔茂林花行、富盛和花行、乾生恒花行、楠林生木器铺、义兴泰粮行、筱梁园饭馆。
清末至民国年间，南樊镇已成为绛县、曲沃、翼城三县商品集散地，私营商业相当发达。镇内店铺林立，市井繁荣，客商云集，遐迩闻名。每逢集日，“货物充街盈巷，行人犹如潮涌”。一度，仅南樊镇西堡就有大小72家绸缎店。天津、河南、济源、清华和晋东南一带行商大贾，常到此从事购销业务。故而有“金襄陵，银太平（临汾），数了曲沃数翼城，虽然绛县不驰名，南樊赛过北京城”之说。日本入侵本县前，该镇仍有店铺118家。其中，以万兴永京货铺、福盛源杂货铺、重兴顺杂货铺、永和旭花行、张驴儿粮行、林恒盛药铺最负盛名，或专搞批发，或批零兼营，买卖兴隆，经久不衰。
大交镇有商号店铺31家，以杂货、京货、花行、粮行、皮货、木器和饮食服务为多。其中，通义粮行、茂兴粮行、万通花行、仁和当铺等名气较大。邻县曲沃、翼城和晋东南的沁水、阳城客商民众，常到此镇赶集购物。
当时横水镇以桥为界，东、西分属绛县、闻喜。经常商旅云集，为河东四大集镇之一。商号店铺多达313家。资本在千元以上的店铺有：福永兴杂货铺、友芝茂杂货铺、云义合杂货铺、全兴玉杂货铺、程德义京货铺、王俊英京货铺、谭近义瓷器店、乔云新花行、天德堂药铺、裕民粮园、同顺公粮园、畅永茂粮行、协成恒粮园、国财粮店等。生意远及河南、陕西数省。
绛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绛商”这一故绛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排除历史上战争、灾难、强盗、变乱以及列强侵略等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创造了绛县商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