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绛县磨里峪迴马岭抗日政府遗址旁，耸立着一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当地人称它为“忠诚树”，它不仅亲历了80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而且见证了该村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苗绍龙的成长历程，成了党性标杆苗绍龙的化身与代称。
苗绍龙出生在迴马岭一户贫苦农家，20岁便失去了父亲，年纪轻轻就挑起了养活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
1937年8月，牺盟会绛县分会成立，派出多支工作队到农村宣传我党的工作方针和抗日主张。苗绍龙就像在黑夜看到了光明，对生活一下产生了信心。他干完活就去老槐树下听宣传、学政策，配合牺盟会人员做群众工作。牺盟会负责人杨蔚屏通过观察接触，对苗绍龙有了深入了解。在他的引导培养下，苗绍龙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38年初春的一天，在老槐树下，杨蔚屏介绍苗绍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苗绍龙高举右拳，面向悬挂在老槐树树干上的党旗，庄严宣誓：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绝不叛党！入党后的苗绍龙斗志昂扬，动员20余名猎户建立了黑条子抗日游击队，并担任队长，斗恶霸、打鬼子，保卫红色政权。
1939年12月，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党的组织遭受重大损失，抗日政府被迫从迴马岭革命根据地撤离。已经担任县委书记的杨蔚屏交给苗绍龙一只铁箱子，交代他里面有重要文件，事关绛县党组织的重建，让他一定要好好保管，并要求他隐蔽待命，不得参加任何活动。苗绍龙望着杨书记信任的目光，感到了千钧的重任，指着窑洞外边的那颗老槐树，坚定地说：“老树作证，我苗绍龙一定不辜负党的重托，绝不让铁箱子落入敌人手中。”当天夜里，苗绍龙就把铁箱子藏到了自家窑洞后边的深山沟里。此后，他常常以找山货为名暗中查看保护箱子。1941年3月，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中条山战役爆发了，位居中条山深处的迴马岭也逃不了厄运，冲进村里的日本鬼子，不问青红皂白，朝着逃跑的群众端枪就打，苗绍龙的姑姑、二弟、小妹都死在了乱枪之中。苗绍龙正好被国民党逃兵抓住带路，和躲在一处山洞中的其余家人逃过了一劫。他们掩埋了亲人逃到下柏寨子，不料没过几天就又遇到了流氓兵痞王占彪。王占彪胁迫苗绍龙参加他的土匪武装，苗绍龙假意答应，回到家又赶快带着母亲和弟弟转移到了十几里外的西崖下。
1941年年关刚过，受不了山里清苦的日本鬼子撤退到磨里村。苗绍龙听说后，立马带着家人第一个返回了迴马岭。路过老槐树时，杨书记的话语仿佛又在他的耳边响起。到家后，他来不及收拾东西，就匆匆跑到后山，当看到离别很久的铁箱子完好无损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滴滴嗒嗒地掉在了箱盖上。
1942年2月的一个早晨，苗绍龙的四弟正在烟家沟水泉挑水，一位白净汉子跑过来向他打听苗绍龙的消息，年幼的他便告诉那人，苗绍龙是他哥。那人就帮四弟挑起水担，来到苗家。苗绍龙很机警，说自己是苗绍龙弟弟，他哥去河南打工去了。那人听后笑呵呵地说：“兄弟，不用瞒我了，我就是从河南过来的，是杨蔚屏让我找你要一只铁箱子的”。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以及有关铁箱子的说明，苗绍龙马上确认了来人的身份。他一把拉住来人的手，激动地说：“同志，终于把你盼来了！”
来人名叫王学海，是上级新任命的绛县县委书记，受杨蔚屏指令，到迴马岭恢复党组织，重新建立抗日政府。两人来到后山，取出了铁箱子。当王学海准备将铁锁打开时，苗绍龙把头扭到了一边。王学海说：“你不想看看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吗？”绍龙说：“那是党的机密，我不看！”王学海说：“绍龙同志，这里边并没有地下党员名单。晋西事变后，多数党员脱离了组织，能够坚持下来没有变心的寥寥无几，你是其中的一个。你经受了党组织的考验，确实值得信赖！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发展党员，拉起队伍，同日本鬼子做斗争。”苗绍龙虽然略感委屈，但他明白在艰苦斗争形势下，党组织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晚上，他们就在山里找了个破洞住下，就着外边散射进来的隐隐约约的月光，促膝长谈，介绍情况，交换意见，研究工作。第二天临走时，王学海紧紧握着苗绍龙的手说：“绍龙同志，杨书记没有看错人。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之后的岁月里，在苗绍龙的大力协助下，县委以老槐树后边的山沟为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建立了稳固的迴马岭抗日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