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草堂是房屋建筑中最不经风雨、最难耐岁月的，但有一所草堂因为文化的力量得以传承千年之久——《世上最坚固的草堂》，以“杜甫草堂”文化现象为生发点，在文与史的有序链接中，艺术地诠释了杜甫及其诗作在中国社会、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的深远影响。《世上最坚固的草堂》原载《人民文学》2017年“美丽中国征文”专刊, 收入《清净如山》（文汇出版社），荣获《人民文学》第五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征文大赛三等奖，评审组给该文的评语是“由史实而至文学，依据准确，生发精妙”，并给予作者“大视野、大气象、大手笔”高度赞誉。
一所草堂。一所一阵风号便茅飞屋漏雨彻寒夜的草堂，却能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始终挺立而且历久弥坚。
我相信，这是世上最坚固的草堂。
一直认为，此草堂是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里走出来的，是诗中的一个意象被后人作为“景观”移植到大地上的。
走近时才发现，草堂是真实存在的，是诗人曾经真实的寓所。
公元759年末，杜甫携家人从“烽火连三月”的“安史之乱”中一路逃难几经辗转至“蜀”，先居浣花溪旁古寺，后在亲友的资助下建起茅屋，即杜甫草堂亦称“成都草堂”。
原始草堂自然不堪尘世风雨。随着人去屋空这里很快便成“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的荒芜景象。眼前所见，已为宋、元、明、清几代人的手笔，而最终规模布局则定于明清。正门匾额上“草堂”二字系清康熙皇帝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允礼所题。他这一设槛定界，使草堂不再是一种建筑，而成一种境界，非具备一定水准者，不能入其内，但草堂的原始真实性又确是不容置疑的。
有五代前蜀诗人韦庄寻得的草堂柱砥为基，有素有“图经”之称的杜甫诗为蓝本和罗盘，这使得草堂及周围的一切能够原生态般按照固有的指针一一落位。
比如方位处所，有“万里桥西宅，潭花溪北庄”之索引；比如“柴门”，有“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之定位；再如周围环境，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指向。
虽然草堂门外曾经江阔水深的浣花溪“江”早已实归为“溪”，但千年的经流依然清晰；绵延万里的东吴之“船”已不存，但沿着诗的韵辙仍能寻得历史的印痕。
甚至连诗中“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的“五株桃树”，也被后人依样“种”在院里，像是诗人跨越岁月的长廊与来客们寒暄。
杜甫在草堂居住三年零九个月，作诗240余首，其中，除了“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涌而成之的“笔底波澜”，其笔下的自然万物、田园风情，如今沿着诗人曾经的视角四望，一切都如在眼前耳边。
坐在茅屋前石桌旁，似乎“邻翁”就在“隔篱”，“呼取”即可“对饮”；抬眼时，似乎看得见“两只黄鹂”与“一行白鹭”在欢快地对平仄，闻得清“留连戏蝶”与“自在娇莺”在柔声地合韵律。
走在草堂旧貌故居，如同置身于葳蕤于大地上的一篇篇杜甫的诗里；而“柴门”之外，以多重院落式布局而建的大廨、诗史堂、工部祠等建筑，则是以草堂为“根”不断繁衍着的新意象；或者说，是一代代人们以诗人和草堂为题一路跟进的“抒情诗”，即纪念祠堂。
杜甫草堂同时为“杜甫草堂博物馆”，并有“国家一级博物馆”之衔。
原本是窘居社会阴冷一隅的一所简陋茅屋，竟至于“博物馆”之列，其中“博”而藏之的是什么？
目力所及，除“建”下来的亦诗亦实的茅屋、柴门、花径、院篱，“种”下来的桃红李白，更多有以各种方式广播远扬后保存陈展至此的杜甫的诗——
有刻下来的：
石刻杜诗自宋时就已有之，如今以“碑”的方式放置于草堂。
木刻杜诗以“艺术”的方式陈展于一个回廊中。历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傅山、郑板桥，近现代知名人士康有为、何香凝、叶圣陶、郭沫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以或如行云流水、或遒劲有力、或清秀纤美的手书笔法行走在一篇篇不同意境的杜诗里，使这里成为“书法”“木刻”“文学”等各类艺术的大交汇，成为不同时代前锋思想与思想的大会师。
有画下来的：
杜甫诗意画从明清古画，到近代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等大家的作品，再至代有辈出的画坛新人新作，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都竞相在这里和杜甫握手、交流。
更有包括宋、元、明、清历代的杜诗精刻本、影印本、手抄本，近代的各种铅印本、15种文字的外译本，120多种朝鲜、日本出版的汉刻本等，使这里从内容丰富到方式多样完好等方面都成为国内保存杜诗的之“最”。
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国度的思想，以不同载体、不同媒介、不同语言和方式，在不同景深、不同剖面，从不同视角关注和解读着杜甫，甚至有众多的学者、专家专门搜集、研究、注解杜诗。如，清人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但阐释和探寻中，仍难穷尽杜诗深邃而广袤的意境。
杜甫传世的诗作是可数的，而其诗作的拓展领域似乎却是无穷的。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像杜甫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参观草堂时也如是说：“拥有如此伟大诗人的国家必将拥有辉煌的未来”。
杜甫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还是以草堂为节点，对杜甫及其诗作一次简要梳理吧。
杜甫少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青年时期有十余年都将梦想的目光投注在大唐之都长安，但盖世才华却屡屡难有施展平台，甚至初次赴考便因奸相李林甫的“野无遗贤”而在全员落第中被当头一盆冷水，几经周折也只是做了一些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类的小官，管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事。最终是“十年幕府悲秦日”，甚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或者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直接被贬出长安。
十年困居长安，困住了诗人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壮志雄心，但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却给了他多层次、多方位地认识朝廷政治和社会现实，感受世事民情的视野。一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结束了其长安之梦，拉开了杜甫长篇“史诗”的序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成为力透纸背的标志性诗句被代代传诵。
之后，“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又使杜甫全程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大转折。他携家人走在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中，笔触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随行于社会现实中。至今，人们回望这段历史时，总会首先在“三吏”“三别”《春望》等画面中同杜甫相遇，并且因为诗人的引领，得以和生动的历史全方位地会晤。
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这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乃至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线，那就是中国文人原本就应有的社会使命担当。
正是因为这样的“使命”意识，诗人杜甫在诗的创作中，才会时时让艺术的光芒随社会现实的脉动而闪烁。他开创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诗体，才会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篇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上承“饮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乃至“风清骨骏”的魏晋风骨，下启相继磅礴于文坛的以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和“文道统一，道先于文”唐宋的古文运动；让每一位“文”而“思”者，从一开始就跳出自我，有了“天下”的大视野；让整个社会的思想大动脉都能以“社稷安危”“民生疾苦”而动，更让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根基。
作为唐代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其艺术的光辉，是杜甫“史诗”能够一路传承的导航。他的亦诗亦史的五七古长篇，成为我国诗歌艺术高度成就的一个里程碑；他的五七律诗成为一个标杆，令中国格律诗走过千年岁月后仍要频频回首对照着调音对韵。
且看如此画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且闻如此心声：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且听如此哲语：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
这些诗句，无论受之于哪一种感官，最终都会有铿锵有致的韵律、抑扬顿挫的乐声，在明暗相间、舒缓有致、花红柳绿中将共振于社会与时代的“大美”送达中国乃到世界的审美领域。
因而，现实主义之杜甫与浪漫主义之李白，方可成“圣”成“仙”，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并峙的双峰为世界所仰望。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如同他笔下的“春夜喜雨”，无声地飘过岁月的原野，润泽着几乎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
如此，再看草堂。
现代诗人、学者冯至先生曾说过，“人们尽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他如是说，是因为草堂本身已成为一种意境，一种精神，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重要的人文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