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风烛残年的祖母尚在世。有她在的年节，对我印象最深。
年是从喝腊八粥开始的。腊月初八一早，裹着小脚、步履蹒跚的祖母，从家里各处的布袋、罐子、红薯窖取来花生米、玉米糁、绿豆、红小豆、红薯、胡萝卜等，淘洗干净，混合一起，熬制成一大锅稠稠的、香香的、热气腾腾的粥，全家人喝得别提多滋润。
二十三，是小年。父亲买回糖瓜，先要献灶王爷，说它这一年也辛苦了，马上又要回宫向天帝汇报人间的事情，希望灶君“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祭过灶王爷，年也越近了。
二十四，大扫除。这一天，是父亲大显身手、最为忙碌的日子。吃过早饭，父亲把屋子里能搬动的东西，一一转移到院子开阔的地方，用毛巾系在脖子上，掩住口鼻，拿笤帚从斑驳乌黑的天花板扫起，将屋里日积月累一年的尘土、蜘蛛网全打扫得干干净净。祖母洗洗涮涮，也忙得不可开交。父亲满脸烟灰、一身尘土的样子，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
二十五，做豆腐。我家院子的西墙根，曾砌有一座石磨，这是父亲的杰作。那些年，父亲就是靠它磨豆腐养家糊口。多少个宁静的下午，父亲在石磨前，泡发豆子，无休止地忙碌着。他一边用手臂和胸脯推着磨杆，沿着磨道转动，一边拿长柄勺子舀起桶里浸泡的豆子，随时往磨眼里添加。晶莹闪亮的豆子，经过转动的石磨，变成冒着白沫的豆汁，缓缓地流淌下来，像一条条小溪，涌流到槽里，再汇入碾盘下方的一只桶里。石磨北边两三米开外是一个硕大的锅台，大铁锅的上方有一根固定的横木，用来悬挂豆汁包。父亲将磨好的豆汁，一瓢瓢舀至十字架上的纱包内，两手各抓住纱包的一角，上下左右来回摇晃，乳白色的汁液顷刻间唰唰注入下面锅内。汁液越流越少，父亲再用手拢紧纱包，使劲挤净豆渣里残留的汁液。接下来，便是烧火熬制。两米多高的大烟囱，呼呼地冒着浓烟。大铁锅里氤氲着一片白白的蒸汽，院子里弥漫着柴火的烟味、豆浆的香气。进入腊月，父亲比平素更忙更累，尤其到了小年之后，左邻右舍常有托父亲给磨豆腐的，自然就增添了更多的劳累。
贴年画，是快乐的。大概在我上小学三年级后，家里的这份活基本上由我承包。每逢春节前、大扫除之后的贴画，是我大秀手艺的好机会。我把父亲买来的各样年画，拿图钉均匀布置到土炕的墙壁和厅堂的四周，花花绿绿，满眼生辉。年画有单张的，更多的，是根据电影、戏曲绘制的。起先是《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沙家浜》，后来有《闪闪的红星》《杨门女将》《咱们的牛百岁》《喜盈门》等。我也曾在叔婶和邻居家见过《草原小姐妹》《龙江颂》《刘胡兰》《蝴蝶杯》等琳琅满目的年画。有一次，贴完父亲买来的年画，小饭桌旁的墙壁上还空荡荡的，我心有不甘。祖母说，就那样吧，少贴张没啥。我却觉得不舒服，硬是赶天黑前跑到一里外的供销社，买回一张主题为“铁杵磨针”的单张年画。祖母说，颜色不新鲜，准是人挑剩下的，认为有些吃亏,但我对“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还是很认同的。不过，这是我长大后才悟出的。
快过年了，代销店里的画本比平时丰富了许多。那年临近春节，我连缠带磨，从祖母和父亲那里凑足两毛八，买回一本《马兰花》，津津有味地看了好长时间。
在生产队担任会计的叔父，每到过年前几天，总要带上我去村里他的一位教书的朋友家里，请这位马叔叔写对联。马叔家堂屋的中央，摆一张饭桌，几个小凳子。马叔端坐桌前，挥毫泼墨。写完一联，由我小心翼翼提起，放到旁边青砖地上晾干。有几回，叔婶把马叔请到家里来，让我和堂妹们好好看着大叔如何写字，叮嘱我们长大了也要像他那样，会写毛笔字，甭老是麻烦别人。
大年三十，吃过早饭，父亲把院子内外墙壁上残存的旧对联扯下，又挥动大扫帚，把巷道、院子扫得一尘不染。这时，祖母在置办祭品，张罗包饺子。打浆糊、贴春联由我这个上了几年学、肚里多少有点墨水的人完成，街道大门和房屋门上的对联，需借助梯子或椅子才能贴好，其他地方像房屋的侧面、小平车上、庭院中央的桐树上，都贴上了应景的对子。
除夕，祭天地祭祖宗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先给院子里摆放的天地神牌位前敬上饺子，再给堂屋里财神爷和供放祖先牌位、遗像的桌子上分别献上，点燃香烛，鸣放鞭炮，叩头祭拜。
除夕夜，无疑是年节里最温馨、最隆重的时刻。在此美好夜晚，举家团坐，包饺子，唠家常，亲情暖暖。后来有了春晚，边看春晚边包饺子，更是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