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乔云彩，个子不高，四方脸，大眼睛，留着小胡须，时常戴着一顶生意人戴的小瓢帽，面容和善，笑容可掬，一副典型的晋商模样。养父少时在济南熬过相公，算盘打得非常精通，双手会打“梅花转”“三娘挑水”等许多珠算精典。养父心地善良、扶贫济困，绛县、闻喜十里八乡的老年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
1954年左右，横水粮食园收为国有后，我们一家三口离开父亲经营了半辈子的粮食园，回到了乔堡老家。我的父辈兄弟七人，除父亲老六经商外，全凭几十亩地养家糊口，年景好时还有剩余，欠收时也是紧巴巴的。
在建设闻喜大水库会战中，父亲因体力不支，倒在了水库工地，被村民送回了家。父亲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他的肌肤上摁一下，立刻出现一个深深的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他身体极度虚弱，急须补充营养。那时，家里缺粮少食更无钱治病，白面疙瘩汤就是给病人的最好待遇。
父亲患病的那年，我考上绛县中学，因家庭困窘被班级评定享受三等助学金，每月3.5元的补助，也就是可以入大灶吃饭了。那时，大灶上的伙食虽以青菜为主，但是每天会有一个不太白、二两重的馒头，一个菜团子和一碗野菜汤，基本上能填饱肚子。每到星期六，我都要匆匆赶回家，把我在校省下的白面馍带给父亲。至于父亲得的什么病？既没进过医院，也没请过大夫，待在家里听天由命。
每到周六的下午，父亲总是拖着浮肿的身子，艰难地走出屋外，坐在窗台下，盼望着快要回家的儿子能给他带来几个白面馒头。谁知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我的助学金因出身问题被取消，此时家中已无能力让我在学校食堂吃饭，只好加入开水灶，每周三下午回家背一趟菜窝窝，每天开水泡窝头就咸菜勉强度日，可是却断了父亲的盼头，从此再也吃不到儿子给他攒下的好面馒头了。
父亲病中常常喊叫要吃葱花调旗子，可是每次都让他失望。刚强的母亲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与央求的眼神，只好拉下脸面，东凑西借，给他做上半碗，可怎么也满足不了他天天想吃的奢望。
1964年3月16日晚上九点左右，绛县中学的教室里，白炽汽灯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同学们都在静心地上晚自习。这时，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虽然声音不大，但是班主任的来临，还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只见他环视了一下全班同学，突然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当班主任向我走来的一刹那，我的心怦怦直跳，一种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
“中岳，收拾一下跟我来。”老师轻轻地说。
我忐忑不安地跟在老师身后，刚踏进班主任的门坎，一眼看到本家族叔坐在那里，从他那严肃深沉的脸色中，我全明白了，顿时颤抖地快要站不住了。
族叔看着我紧张的样子说：“你爸只是想你了，回去和他说说话，没事的。”我知道这是安慰的话。
出了校门一片漆黑，县城到我村大概十多里路，我们出南门抄近路步入留孟胡同。那时的留孟胡同，杂草丛生垃圾满沟，一片狼藉，也是野兽常常出没的地方。胡同两边是十多米高的土崖，崖下有许多土洞，听说里面全是没主的孤魂野鬼，留孟一带的村民去县城都要经过此地，所以城里的人干脆称其为留孟胡同。
族叔让我走在他的前面，当走近那些窑洞时，忽然有一只像猫似的东西蹿了出来，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头发都竖起来了。
“不要怕，大胆往前走。”族叔大声说。
出了留孟胡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了家。父亲的遗体放在门板上，脸上盖了一块红布。我揭开红布看到父亲消了肿的脸，更像是一具骷髅头，止不住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母亲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说：“别哭了孩子，泪滴到他的脸上不好，你爸走了也好，不受罪了，临了时还念叨着好面调旗子。”
这一夜，我跪在父亲的灵前放声大哭。